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
——从张廷玉看传统儒者的幸福观
作者：谢青松（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清代名臣、著名史学家。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清史稿》称：“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张廷玉一生“历得三朝，遭逢极盛”，身居要职，为人谦和，为官清廉。他将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心得汇编为《澄怀园语》，旨在“俾子孙辈读之，知我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怀园语》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记载了张廷玉作为儒者对于修身、读书、处世、为官等问题的看法，以此诫勉后人。
在《澄怀园语》中，张廷玉如此描述自己的幸福观：
人生乐事，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技之靡丽，其为适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乐不乐不与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斯为吾心之真乐。彼富贵之人，穷奢极欲，而心常戚戚，日夕忧虞者，吾不知其乐果何在也？
在张廷玉看来，“凡人得一爱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护之。至于心，乃吾身之至宝。一念善，是即置之安处矣；一念恶，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宝，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心乃是“吾身之至宝”，心之本性不受外在物质的影响，也不会被周围环境所左右，因此，真正的幸福不在外面，而是来自于内在。《孟子·尽心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传统的反身而诚、不愧不怍，是张廷玉的至高追求。
张廷玉一生追求俭朴恬淡的生活方式。“生平无声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无所营。”张廷玉在北京西郊行宫侍从皇帝，雍正皇帝将皇亲国戚的旧园赐给他居住。庭院房舍华丽敞亮，景色风物秀美壮丽，取名为“澄怀园”。张廷玉在此园中生活了十几年，但家中的器物用具还不是十分完备，所有日常用物，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所以一些王公大臣讥笑他俭啬。为此，他解释说：
非俭啬也，叨蒙先帝屡赐内帑多金，办此颇有余赀。但我意以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陶渊明之不肯“以心为形役”者，即此义。况读书一生，身膺重任，于学问政事，所当留心讲究者，时以苟且草率，多所亏缺为惧，又何暇于服饰器用间，劳吾神智，以为观美哉？
在张廷玉看来，人生真正的快乐并非取决于外在物的多寡与精粗，而在于精神世界的自适与自得。故而，“以心为形役”不如“以形为心役”，物质为我所用即可，“勿存侈心”。身为重臣，应当多留心于学问政事，不必在服饰器具上劳心费神。
张廷玉还提出，“盖天下之乐，莫乐于闲且静。果能领会此二字，不但有自适之趣，即治事读书，必志气清明，精神完足，无障碍亏缺处。”反之，“若日事笙歌，喧哗杂遝，神智渐就昏惰，事务必至废弛，多费又其余事也。”张廷玉还说：“余居京师久，见富贵家之畜优人者，或数年，或数十年，或一再传，而后必至家规荡弃，生计衰微，百不爽一。”他感慨道：“呜呼！人情孰不为子孙计，而乃图一时之娱乐，贻后人无穷之患，不亦重可叹哉！”由此可知，张廷玉之所以认为既闲且静、心无挂碍乃是人生真乐，不仅是自己人生体悟之所得，也是基于对世事洞察之结果。
尤为可贵的是，张廷玉并不赞成当时流行的以德获福论调。在《澄怀园语》中，张廷玉指出：
为善，所以端品行也。谓为善必获福，则亦尽有不获福者。譬如文字好，则中式，世岂无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
在张廷玉看来，行善与获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行善本身既是最高的目的，也是最大的福祉。
张廷玉居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可以说位尊权重、声名显赫，但他并无声色玩好之嗜，而是崇尚俭朴恬淡、“闲且静”的生活方式，其日常用物，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非“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等物质享受，而在于作为“吾身之至宝”的“心之乐不乐”，亦即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宁静与快乐。可以说，在如何理性面对物质生活，如何克制内心贪欲，达致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等问题上，张廷玉在继承儒家传统幸福观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迄今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