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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扬:从小说到戏剧,原有的规则正在改变

来源:文汇报 时间:06-16
摘要:作者:杨扬 由春至夏,不断回暖、逐渐升温的上海话剧市场陆续上演了一些引起较大关注度的作品,其中就有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周小倩导演的《长恨歌》和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的《狂人日记》,这三部作品有个共同特点:从改编小说开始。小说改编戏剧,

作者:杨扬

  由春至夏,不断回暖、逐渐升温的上海话剧市场陆续上演了一些引起较大关注度的作品,其中就有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周小倩导演的《长恨歌》和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的《狂人日记》,这三部作品有个共同特点:从改编小说开始。小说改编戏剧,对戏剧而言并不是新鲜事。李健吾先生曾指出,小说改编成戏剧,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一定会带来戏剧的成功,对照2021年的这三部话剧,有一些变化正在考验着我们原有的戏剧规则。

图为上海话剧中心2021版《长恨歌》剧照。

  《长恨歌》 《尘埃落定》都是中规中矩的,王安忆评价话剧《长恨歌》,认为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所有改编中,“话剧最靠近我”。而阿来对话剧《尘埃落定》的评价,认为小说原著的精气神都在, “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长恨歌》编剧赵耀民用三幕戏来表现王琦瑶跨越四十年的情爱生活,从戏剧结构来说,前后对称,非常饱满。但看着看着,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源自于观众对人物结局的某种期待。好像王琦瑶最后有点游离于她的性格,变成了另一个有点风尘味的不相干的女人。一生从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的王琦瑶,到了生命的后半段,突然改变了,变得有点盲目主动,热衷于各种热闹和时尚。目前这样的剧情和结构安排,是对应着第一幕的结构,第一幕是王琦瑶被别人追,最后一幕是王琦瑶追别人。这让我想到黄佐临先生援引川剧大师张德成的话——“不像不成戏,太像不算艺。”一部戏剧作品编得太像戏了,有时反倒达不到最佳的戏剧效果。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不能走程式化的道路,为结构而结构,而是要破圈、走新路。

  话剧《尘埃落定》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戏剧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上。作品讲述了阿坝藏区土司家族最后的瓦解历史。作品是借土司的二儿子傻子的叙述来结构全篇。这个傻子既是全剧的叙述者,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人物,有时是清醒客观的旁观者,有时又是懵懵懂懂沉浸其中的当事人。现代戏剧表演中所常见的布莱希特的间隔手法,在《尘埃落定》中非常有节制地掌控着舞台的表演节奏。话剧的结构是从未知的过去走来,最终走向灭亡的宿命。舞台美术也十分出彩,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美学的自然呈现。

  但一些观众认为《尘埃落定》是一部朗诵剧,而不是话剧。编剧忠于原作,导演忠于剧本,演员忠于剧作和导演意图,但整个舞台似乎没有充分活动开来,是一个一个片段在动,而不是整出戏在展开,达到像花一样依次盛开绽放的惊艳效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回到在上海戏剧界引发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几乎完全相对立意见的陆帕的《狂人日记》上,这位波兰导演的戏剧观念延续着后现代的脉络,特别是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的观念。在“质朴戏剧”中,强调戏剧的主体是演员-观众,所以,那些反客为主、影响戏剧的因素,包括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符号,都要剥掉和去除。陆帕的“做剧法”极其简约,他不要演员背诵台词,而是情景发挥。没有预先设计好固定的台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演员直面观众,用表演点燃观众。编导、舞美和演员,在这一过程中要成为最简单最积极的要素,而不是相互牵扯的力量。

  在中国,话剧艺术是舶来品,根基浅,积累少,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洋腔洋调,流于“话剧腔”的形式主义泥潭。所以,焦菊隐、黄佐临等艺术家们始终都在探索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出路,希望话剧能够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去。他们在总结自己的话剧舞台经验时,都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要求多看多读文学原著,熟悉和了解文学作品人物,尊重文学作品的原貌,领会作家作品的精神。他们同时又很注意话剧艺术自身的特点,强调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舞台艺术的表演特点加以取舍。

  曹禺、夏衍和老舍都是著名的剧作家,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三种剧作模式。一种是严格的三一律戏剧,像曹禺《雷雨》的时空结构就是,自成一体,结实紧凑,电光雷鸣,一气呵成。还有一种是时空切割,分割成多个碎片的戏剧结构,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五户人家,五个小空间,很家常,很平淡。但这种平淡就像优秀的散文作品一样,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正如别林斯基盛赞的“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了作者过人的才华”。另外一种是“图卷戏”结构,这是李健吾先生对话剧《茶馆》的经典概括。通过研读这些剧作家的创作谈,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大师之后,很少有剧作家能够超越他们?文学文化修养和经验积累其实就是一道分水岭。

  在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杨衍春译)时我体会到,戏剧理论的思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学等艺术门类触类旁通。除了与演员、剧团交往外,斯坦尼与很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交往,像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基等,这些文学家加深了他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的回忆录《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中,记录了他与布莱希特以及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密切交往情况。中国的戏剧家似乎未见与哲学家有过类似的密切交往关系,但布莱希特与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使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思考获得了方法论上的帮助,同时也给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哲学家们以艺术创造的灵感。换句话说,德国戏剧的理论突破,不是局限于戏剧领域,而是与哲学、文学同步展开。德国戏剧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其中原因之一是它总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理论冲动,希望理论跑到戏剧实践前面,给戏剧探索提供某种观念上的支持。

  再回看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上世纪五四时期及80年代两个重要时期的变革,才有我们今天现行的戏剧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不是一劳永逸、不可更改的?新世纪以来,这种潜在的改革呼唤,似乎还在滋生滋长。因此,对于文学改编戏剧的关注焦点,应该深入到当代戏剧变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问题上。哪怕是陆帕戏剧引来的争议,也只是一个方面,它让人们看到当代戏剧扩展的边际并没有划定,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这一领域中来。如此看来,戏剧实验在今天还是需要的。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作者2021年上戏导演系导师大师班系列讲座文稿节选,全文刊发于文汇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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