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馗
2022年4月15日，针对抖音发布“DOU有好戏”扶持计划，中国戏曲学会和抖音平台共同组织“戏曲发展的新机遇——直播间里的戏曲舞台”线上座谈会，邀请戏曲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中国戏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所面对的生存新困境和发展新机遇。据抖音发布的《 2022抖音戏曲直播数据报告》所示，抖音平台覆盖戏曲剧种超过300个，在2021年内戏曲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直播超25亿人次，场均观众3200人次。5月，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开启新一轮放映，再次引发观影热潮。戏曲与网络、科技等更加多元的当代文化内容实现对接，开拓出网络戏曲的新业态，也开拓出更加多元的戏曲文化形态，并且会将丰富的生存空间最终转化为戏曲艺术所需要的现实要素。在中国戏曲迈进新时代的进程中，众多实践已经在新的时代挑战面前，探索更加相契的生态环境；而更多研究也努力回应着日益新变的戏曲发展，总结更具指导性的艺术规律。这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戏曲在迎来传承发展的机遇期时，在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调适着不同既往的发展方向所在。
持久而有效的制度化保障
进入新时代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获得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新世纪以来用非遗理念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工作深化，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文化工作的规律使然。正如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何在中国社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际上正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智慧和文化自信。戏曲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引领和制度化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既久，提供了具有示范价值的经验。
2015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2015］52号），紧密回应《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文件对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将党和国家的戏曲工作推向了深入。前所未有的利好政策既延续了国家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的总体定位，也创新了戏曲传承发展的方法和局面，为戏曲注入持续发展和创造转化的动力。这份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度的戏曲政策，是国家对戏曲艺术具有引领意义的工作纲领，全方位地引导戏曲工作的各个领域深入拓展。以此文件为基础，文旅部推进落实戏曲振兴工程，在全国戏曲普查确定的348个剧种基础上，从具体的人才、作品，到全体行业、文化生态，将七十年来的戏曲改革工作，转变为戏曲发展的时代命题。同时，各省区市文化主管部门亦根据52号文件精神，出台相关地方性的保护、振兴计划，显示出了戏曲艺术全面走向国家保护扶持的发展趋向。
在政府主导的戏曲工作中，“制度化保护”“专业化保护”契合了戏曲艺术的长效发展规律。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昆曲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具有示范性的成绩，特别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和《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实现对昆曲艺术发展的顶层设计。十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昆曲艺术大典》的编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建设和新剧目创作；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长生殿》《景阳钟》等经典精品剧目的推广；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梅兰芳·当年梅郎》《眷江城》《瞿秋白》的现代戏创作，都成为昆曲依托于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通过专业团体的攻坚克难，实现昆曲在文化艺术领域品质追求的重要工作拓展。
在粤剧、藏戏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工作中，十年间同样取得了契合剧种规律的突出成绩。例如《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总体工作方案》（2014年）、《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2017年）等文件，立足于社会各界对粤剧的保护，全面提升粤剧文化生态，倪惠英主编《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广东省粤剧院《梦·红船》《白蛇传·情》《红头巾》等精品剧目建设，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院团建设，粤西传统演出生态建设等等，都是在制度保护基础上推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再如西藏自治区文化主管部门对于藏戏传统生态和新生态空间的打造，包括154个藏戏团体的政策扶持及其共同形成新的演出形式，有效地契合了藏戏在“口头性”“空间性”和“表演性”上的剧种独特发展规律。上述十年间戏曲传承发展工作中的突出成就，为其他戏曲剧种的保护做出了示范性的引导。在十年间，还有淮剧、秦腔、闽剧、潮剧、黄梅戏、莆仙戏、南充传统戏曲等十多个剧种已经或正在推进地方立法保护，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颁布以及国家推进戏曲工作的有效经验基础上，地方文化主管部门落实中国戏曲在地保护的切实举措。用持久而有效的制度保障来规避戏曲发展中的人为影响和不利因素，为中国戏曲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多元实践构建的传统戏曲新生态
利好政策从中央到部分地方的推进，为戏曲文化生态的与时更新与良性拓展创造了条件。传统戏曲的新生态，不论是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还是在疫情特殊时期，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形象、行业形象的根基。“戏曲生态建设”作为一个时代的命题，在十年中实际通过戏曲领域的多元实践而被突出出来，这也是戏曲在行政区划管理中传承并更新其区域发展经验的必然趋势。除了昆曲、粤剧、藏戏等剧种取得的保护发展经验外，十年中在不少省区涌现出了颇具现象级的戏曲工作成就，构成了不同地域、不同剧种、不同院团乃至不同艺术家的独特戏曲实践：
河南豫剧院引发的“豫剧现象”，以河南豫剧院作为豫剧发展的核心代表院团，通过“展演月”等组织活动，广泛团结全国13个省区的豫剧院团，进行剧种的跨区域行业互助，同时将豫剧推广波及到河南地方戏曲剧种，显现出豫剧旺盛的发展态势。“豫剧现象”的背后依托的是河南豫剧院在传统戏、历史剧和现代戏领域持续多年的精品创作和团队建设，这也是一个剧种能够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由浙江婺剧院带来的“浙婺现象”，则是以剧院机制建设、市场推广、剧目创作和人才培养为其突出成绩，特别是以王晓平这样在艺术创作和市场营销兼善的院团带头人，以陈美兰、杨霞云为主实现代际精准传承的艺术家，以楼胜及其武戏表演为主展示的剧种个性，以《白蛇传》《穆桂英》为主的精品剧目，都一再地说明：夯实戏曲深厚的传统是实现戏曲时尚化的基础，这也是婺剧影响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底气。江苏是戏曲文化大省，十年来在剧作家培养和基层院团建设领域做出重要推动，尤其是盐城剧作家群体的培养机制，涌现出陈明、徐新华、袁连成、杨蓉等代际相续的剧作家，他们不但为淮剧创造出《小镇》《送你过江》《小城》《留守村长留守鹅》《范公堤》等优秀作品，而且走出江苏，将优秀剧本输送给其他剧种，形成引人瞩目的“盐城现象”。而罗周在十年内的旺盛创作，为当前中国戏曲确立了以文学为引领的艺术方向，她从个体创作到培养青年剧作家团队的工作，更为江苏戏曲长效发展开创了未来无限前景，由此形成“罗周现象”。此外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现代戏创作，王芳、陈明矿、陈澄、李政成、周东亮、董红、龚莉莉、施夏明、孙薇、蔡瑜、李晓旭等艺术家及其剧院建设所开拓的剧种建设现象，显示了江苏丰富的剧种剧团在全面共建省域戏曲生态的新格局。上述江苏现象级的艺术局面展示出江苏戏曲在新的时代中已然拥有了相对良性的生态空间。上海是戏曲传承和创作的重镇，上海文化主管部门推动一戏一格、一剧一品、一团一策的发展路径，在戏曲传承发展中按照剧种自身的文化品格来确保剧种发展方向，在创作作品中按照题材自身的艺术内涵来确立剧目整体品位，在创作团队建设中按照团队的艺术传统来确定剧团的发展规划，这都为上海京、昆、越、沪、淮、滑稽等戏曲剧种的代表性院团寻找自具规律的艺术道路创造了条件。应当说，与剧种保护、剧团发展、剧目政策制定紧密联系的“上海经验”，是城市戏曲良性传承发展的重要个案。此外，福建戏曲以“经典百折展演”以及在梨园戏、莆仙戏、闽剧、高甲戏、歌仔戏等领域的优秀创作成绩，显示出戏曲深厚而优秀的艺术传统带给剧种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也为其他戏曲剧种如何夯实传承活力、创造转化艺术传统，带来更多启迪。特别是在昆山连续举办“昆山百戏盛典” ，荟萃中国348个剧种，展示戏曲优秀传统经典，充分张扬中国戏曲优秀文化底蕴，推广中国戏曲古典风范，让戏曲传统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而越剧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持续不断的创作发展，在十年内持续不断地通过代表性院团的创作、演出和推广活动，展示出越剧不断寻求现代突破的艺术道路。在西南地区，以云南玉溪滇剧院致力于古装寓言剧的创作、广西戏剧院立足剧院四个剧种的人才培养和剧目创作；在西部地区，以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宁夏秦腔“三部曲”创作、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与定西铁堂演艺有限公司推动的甘派秦腔创作、西藏藏剧团的现代戏创作；在东北地区，以吉林省艺术研究院与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动的吉辽黑蒙四省区二人转小戏交流展演等等，都呈现出边疆和民族地区戏曲工作的独特实践。上述卓有成效的戏曲工作，正是中国戏曲立足地域文化、民族传统、剧院风格，创造各具特色、美美与共的艺术路径，所坚持的差异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所致。这无疑为戏曲艺术实现“百花齐放”提供了更具规律性的文化启迪。
在“高原”与“高峰”之间攻坚克难
十年的戏曲创作集中地围绕“高原”与“高峰”的理论思辨，在戏曲界展开了攻坚克难的艺术探索。由此涌现出了类如京剧《金缕曲》《伏生》《春秋二胥》《嵇康托孤》、昆剧《景阳钟》《顾炎武》《世说新语》《春秋吴越》、晋剧《于成龙》、秦腔《关中晓月》、黄梅戏《小乔初嫁》、越剧《双飞翼》、婺剧《穆桂英》、莆仙戏《踏伞行》、芗剧《保婴记》、高甲戏《大稻埕》、粤剧《白蛇传·情》、唱剧《春香传》、青海藏戏《意卓拉姆》、滇剧《水莽草》《王者江上》、琼剧《海瑞》、花鼓戏《蔡坤山耕田》等品质良好的古装剧目，特色化的戏曲剧种体系为剧目创新带来坚实的艺术基础。在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等地蓬勃推进的小剧场创作展演，借助独特的演剧空间，调动青年的创造活力，将剧种创作与当代青年观众审美观充分结合，显示了戏曲在古典传统与现代创新之间活跃的艺术思辨与实践形式，具有原创力的戏曲人通过张扬“先锋、实验、创新”的戏剧精神，以灵活的运营机制，为戏曲推广和发展寻找新出路。
在戏曲创作中，毫无疑问现代戏、现实题材创作是十年内被高度关注和倾力打造的领域。这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的戏曲展演活动中，现代戏的占比远远超过其他题材，而且更集中地体现在这类题材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新创大戏作品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其中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例如京剧《西安事变》《浴火黎明》《青衣》《李大钊》、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半条被子》《瞿秋白》、豫剧《风雨故园》《焦裕禄》《鲁镇》、秦腔《狗儿爷涅槃》《王贵与李香香》、评剧《母亲》《红高粱》《安娥》《革命家庭》、淮剧《小镇》《小城》《送你过江》、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永远的歌谣》《一个人的长征》、粤剧《还金记》《红头巾》、沪剧《挑山女人》《敦煌女儿》、上党梆子《太行娘亲》、彩调《新刘三姐》、苏剧《国鼎魂》、锡剧《烛光在前》、湘剧《李贞回乡》《月亮粑粑》、花鼓戏《夫子正传》《山那边人家》、常德汉剧《我娘是片钥匙》、芗剧（歌仔戏）《谷文昌》《侨批》、滑稽戏《探亲公寓》《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越剧《枫叶如花》等等。这些数量众多的现代戏作品，在十年内的大量创作和演出，显示了中国戏曲界在现代戏、现实题材创作中的精品追求，现代戏创作在喜忧参半的实践中正在快速地推进着现代戏艺术体系建设和完善。
正是在这样的创作局面中，中国戏曲在编、导、演、音、舞美等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艺术主创，支撑起当代戏曲精品创作的艺术空间。在十年中引发戏曲界乃至文艺界关注的重要创作，最引人关注的是张曼君的导演艺术和罗周的编剧艺术。前者以连续不断的优秀创作，推动了宁夏秦腔三部曲、赣南采茶戏四部曲、评剧三部曲、湘剧三部曲、黄梅戏三部曲以及在昆剧、沪剧、粤剧、闽剧等剧种创作中的骄人成绩，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大量优秀作品，显示出戏曲导演艺术极具个性的艺术高度，特别是张曼君对现代题材的娴熟把握，为现代戏创作积累了比较突出的创造经验。而后者则在十年内，从《春江花月夜》开始，相继完成近百部戏曲作品，为全国大量剧种创作了极具剧诗品质的精品力作，特别是罗周秉持着“新古典”的剧作特色，在历史剧创作、昆剧创作中走向艺术成熟，在题旨和文学追求中具有强烈的个人特征和贴近时代的艺术品质，由于剧作家深入扎根在江苏戏曲文化的生态环境中，并且通过团队建设推动了古典风格的写作方式，她所坚守的艺术立场已经带动众多戏曲青年编剧的创作风尚，这是最令人期待的艺术现象。张曼君、罗周的艺术成就，其实正与数量众多、创作活跃的艺术家，导演如杨小青、卢昂、徐春兰、童薇薇、张平、王青等等，编剧如盛和煜、李莉、徐新华、姚金成、陈涌泉、王宏、王文胜、颜全毅、杨军等等，呈现出戏曲编导对当前戏曲剧目创作的引领，预示着中国戏曲在未来更加丰富的艺术走向。
十年的戏曲成就，是中国戏曲经历曲折的七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在新世纪丰富多样的发展空间中，探索戏曲新生态的重要实践。虽然在这十年中，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也一再地提示当代戏曲尚存更多提升的空间，还存在着更加突出的“不平衡”如：戏曲在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创作实践导向与观众审美诉求的不平衡，戏曲创作中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不平衡，戏曲发展与剧种规律的不平衡，人才培养水准与戏曲发展的不平衡，戏曲传统与现代建构的不平衡，现代戏创作与戏曲艺术体系的不平衡。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困境正是戏曲在新时代更需理性面对的艺术难题。当然，新时代的文化要求为中国戏曲发展确立的更高标准，同样可能会带来中国戏曲艺术的体系扩容和不断繁荣。这都将随着戏曲人永不停息的艺术探索，而得到进一步的回答。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